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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时与常州

分类:
名人轶事
2019/06/28 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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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杨时与常州 张戬炜(一)  杨时(一〇五三年-一一三五年),字中立,号龟山。福建省将乐县人。北宋末年大儒,理(洛)学的传人,闽学的开山宗师。  关于杨时号“龟山”的来历,有几种说法:《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关于“龟山”是这样注释的:“龟山,在江苏武进东南七十里,依形而名。相传宋杨时曾讲学于此,有道南书院。”  光绪三年(一八七七年)常州《道南书院续捐经费记》中的记载:“……而新塘有龟山卷翠、临湖扬

杨时与常州  张戬炜

(一)

  杨时(一〇五三年-一一三五年),字中立,号龟山。福建省将乐县人。北宋末年大儒,理(洛)学的传人,闽学的开山宗师。

  关于杨时号“龟山”的来历,有几种说法: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关于“龟山”是这样注释的:“龟山,在江苏武进东南七十里,依形而名。相传宋杨时曾讲学于此,有道南书院。”

  光绪三年(一八七七年)常州《道南书院续捐经费记》中的记载:“……而新塘有龟山卷翠、临湖扬秀,映带众峰。山麓有圮宅,或谓公南还毗陵居此,因以自号。”意即常州东郊的龟山,是杨时在常州的居地,杨时因以为号。此说与《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同。

  福建将乐县亦有一座龟山,将乐县人认为,杨时因为家乡有座龟山,才自号“龟山”。

  中国学术史上著名的典故“道南”、“程门立雪”,就是杨时所为。

  宋元丰四年(一〇八一年),杨时登进士第后第五个年头,朝廷授他徐州司法职。这时,杨时闻听程灏、程颐兄弟讲孔孟绝学于河洛之间,遂弃官不就,在河南许昌拜程灏为师。学成辞归时,程颢亲送杨时至路口,望着杨时南去的身影,说了一句留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名言:“吾道南矣”(我的学说要传到南方去了)。自此,“道南”二字,成了一个专用语,一个典故。此后,中国教育史上,甚至远到朝鲜、日本、新加坡,都可以查到不少用“道南”来命名的学校。

  宋元祐八年(一〇九三年),杨时已年逾四十,觉得自己的学问还不够,还想入程门深造。其时程颢已辞世,杨时就约了游酢一同去拜程颐为师。恰值程颐在休息,他们就站在雪中等候。等程颐出门相见,已经雪深一尺。此即“程门立雪”的由来,也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佳话。

  杨时作为理学大师,居常州十八年,讲学足迹沿常州向南,遍及浙江、江西、湖南、福建等地。传授的学问,是理学化的儒学。

  杨时居常州十八年,《宋史·杨时传》中无记,只说他“暨渡江,东南学者推时为程氏正宗,而朱熹、张栻之学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络皆出于时”、“未尝求闻达,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远千里从之游,号曰龟山先生。”

  “杨时居常州十八年”之说,首见载于南宋咸淳年间由常州知州史能之修纂的《毗陵志》(俗称《咸淳毗陵志》)。《咸淳毗陵志》是目前我国现存最早的十几本地方志之一,与范成大的《吴郡志》、施宿的《会稽志》并为志书模板。

  查南宋咸淳年号,自一二六五年-一二七四年,时间跨度仅十年。杨时是一一三五年辞世的。咸淳三年(一二六七年),宋度宗在杨时家乡建龟山书院,亲题匾额,并定春秋两季祭祀。咸淳年间,常州修《毗陵志》,知州史能之作为一府之长,如杜撰史实,肯定招谴。

  《咸淳毗陵志·卷十八·杨时》载:“杨时,南剑州将乐人,与游定夫、谢显道同时为程门高弟,学者推之……自京过毗陵,寓早科巷……明年赴萧山任,及满,奉祠,遂徙居毗陵,讲道城东书堂……公居毗陵者十有八年,如《养浩堂》《踵息庵诸记》《中庸解义》《伊川易传》《泰山春秋传》诸《序》,皆当时所着也。”

  据《龟山年谱》载:“宋政和元年(一一一一年),杨龟山五十九岁,三月四日初寓毗陵(无锡)龟巢巷。四年十一月,徙居毗陵。至建炎三年(一一二九),先生七十六岁,乃自毗陵还剑南之将乐。前后共居十有八载。”

  宣和四年(一一二二年),先生七十岁,因为已罢祠禄,很穷。郭慎求在京,问其愿望,先生说:“求一管库,以为贫。”郭慎求就任命先生差监常州市易务,先生说:“市易事,吾素不以为然,岂可就乎。”此说见黄宗羲著《宋元学案·龟山学案》。

  清代史陆舆着《重修道南祠碑记》载:“尝从锡山见宋杨龟山先生年谱,因获悉先生出处始末。盖先生侨居常郡,前后凡十有八载,其过化为最久,而闽地则先生之所生也。其在常也,立讲院于锡山之城东隅。”

  常州《道南书院续捐经费记》中有记:“宋杨文靖公讲学毗陵者十八年,邦贤景其遗教,爰建龟山、道南两书院于城。今虽已废,遗址可考于志。而新塘有龟山卷翠、临湖扬秀,映带众峰。山麓有圮宅,或谓公南还毗陵居此,因以自号。”

  事实是这样的:杨时“……暨渡江,东南学者推时为程氏正宗”,被挽留在常州居住。因他在常州,“四方之士不远千里从之游”,都来到常州。其间,杨时也应邀四出讲学,足迹分布在长江东南部、即江苏、浙江、湖南一带,但居住地是在常州。杨时在常州坐馆讲学,四方学人来常从之游,应邀出门讲习,再回常州居住。常州《道南书院续捐经费记》中“或谓公南还毗陵居此”,“南还”,即南游讲学归来,亦可印证这个推理。

  中国儒学,在其二千多年的发展史上,有两个重要的、堪称是生死攸关的发展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是儒学及其捍卫者竭尽全力,战胜了自己的对手,才维持住了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地位。

  第一阶段是汉朝。汉朝大儒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政权的力量,终止了先秦百家的学术争鸣,将儒学定为国学,进而成为“儒教”。

  第二阶段则是在宋朝。有宋一朝,国运不昌,面对强势的少数民族政权,儒学“以华变夏、尊汉攘夷”的汉族中心学说受到严峻挑战。是周敦颐、程灏、程颐兄弟、张载,把佛、道与儒三家相互渗透,创立理学濂、洛、关三大学派,是朱熹集三学派之大成,以洛学为核心创立闽学,并与张栻、吕祖谦、陆九渊、陆九龄、陆九韶兄弟合力,将二程学说彰显于世,最后形成“程朱理学”,使儒学再次回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位置。

  相对于汉朝“独尊儒术”而言,宋朝,是中国儒学的生死之劫。汉朝面对的是政权采用何种理论作为统治理论的问题,宋朝则是除儒学外,在统治理论上别无选择的问题。在宋朝,如果儒学退出主流,政权将失去理论基础。所以,在当时,如果中国的儒生不能将祖宗的理论,运用于已经改变了的现实世界,儒学将被迫退出中国历史文化舞台的中心。

  理学的创立,挽救了传统儒学,并使之在以后的近千年时光中,继续发挥了支撑政权运行的基础作用。

  理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近千年的理论基础,其形成过程,先是周敦颐、程氏兄弟、张载创立的濂、洛、关学,后是朱熹、张栻、吕祖谦、陆氏三兄弟全力形成的闽学。其间,时间长达百年,地域远隔千里。在中国古代交通、印刷、传播都十分落后的情况下,是什么把濂、洛、关学,尤其是洛学,与闽学连在一起,最终形成了“程朱理学”??

(二)

  就中国理学发展史而言,杨时是一个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人物,是一座举足轻重的桥梁。二程学说,当时的传人有游酢、杨时、谢良佐、吕大临四人,号称“程门四弟子”。但游酢、谢良佐、吕大临其后做的传播工作,作用都不彰显,唯有杨时,在南方讲学多年,课徒众多,追随者如云,及至自立门派,是为“闽学”。

  闽学的薪火传承关系,学术界一般认为是:杨时传给罗从彦,罗从彦传给李侗,李侗传给朱熹。其间时间跨度长达数十年。 

  自南宋中期起,因“闽学”崛起,湘、闽、赣一线,在长达一百多年的历史时期内,相继成了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和学术中心。 

  这个文化中心和学术中心的源头,发于常州。 

  同时,南宋时期,常州本身就是中国理学重镇。自南宋起,常州的“正学”,也就是城市的文化背景与学术传统,就是理学。 

  这个观点源始于明朝的毛宪。 

  据《四库总目提要》之《毗陵正学编》(毛宪撰·两江总督采进本):“是编所载凡十二人。首杨时,次邹浩、周孚先、周恭先、唐彦思、邹柄、喻樗、胡珵、尤袤、李祥、蒋重祥、谢应芳。自浩以下或籍晋陵,或籍宜兴,或籍无锡,或籍武进。独时为剑州将乐人,于毗陵为流寓。盖以道南一脉,假借之以为重云”。

  杨时为什么选择常州作为他在东南一带讲学十八年的居处呢? 

  是常州学者周孚先、周恭先兄弟,力邀杨时来常。周氏兄弟与杨时同为程门学人。据《晋陵先贤传·周孚先传》载:“先生名孚先、字伯忱,晋陵人。尝偕弟恭先往河南从伊川(程颐)学,与龟山(杨时)友善。伊川每谓先生兄弟气质纯明,可于入道。其服膺拳拳,唯以颜子为法。程门高弟者皆推之。” 

  作为理学的学者,周孚先在理学体系中,地位甚高。朱熹的《论孟精义》(又名《论孟要义》),旨在发明程子学说,是他自己非常看重的著作。朱熹认为,读《论语》须先读此书。书中所载诸先生语,须是熟读,一一记于心里。他在书中收集了程颢、程颐、张载、范祖禹、吕希哲、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侯仲良、尹焞、周孚先十二位大师级人物的文章。周孚先名列其中。 

  南宋徽宗年间,朝廷几次授予官职,周孚先皆推辞不就。《晋陵先贤传·周孚先传》载:于是‘朝廷命白衣上殿,赐承事郎。’其实这是个虚职,周孚先后来一直与弟弟周恭先在常州办学课徒,传播二程之说。办学地点在常州城中,学堂名为“城东书屋”。 

  杨时渡江南来,周氏兄弟延聘杨时在常课徒,一聘就聘了十八年,让杨时与常州结下不解之缘。 

? 值得惊讶的是常州文人的待人接物之道,竟似有家传。周氏兄弟之于杨时,大有常州人钱世雄之于苏东坡之风。周氏兄弟在城西早科坊购大屋,让杨时在常州居有定所。由于当时理学正在兴起,四方求学之人摩肩接踵,《宋史·罗从彦传》引朱熹的话讲:“龟山倡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甚众……”杨时在城西的住所,亦辟为授课之用,时称“城西书屋”,又名“龟山书屋”。

  杨时辞世后,此书屋被常州人改名为“道南书院”。明朝正统十年(一四四五年),常州知府叶蓁因城东纪念苏东坡的‘东坡祠’毁于兵燹,就把苏东坡的牌位挪进道南书院遗址,改称“二贤祠”,同时祭祀苏东坡和杨时。有关二贤祠的碑记资料中,有“龟山毗陵讲学居于此”的记载。 

  周氏兄弟因延聘杨时并与之相处授业十八年,为常州的文化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居住授业之地,被命名为“周贤巷”,后衍为“周线巷”。惜城市改造,仅存其名。 

  常州当时亦有接受杨时学术的土壤。 

  宋大观三年(一一〇九年),朝廷开科取士,全国三百名进士,常州一地,就高中进士五十三名,占全国六分之一强,可见当年常州学风之盛。这也是杨时欣然受聘于常州、与周氏兄弟十八年相处授业的前提。 

  杨时在常州讲学遍布四乡,并不拘于周氏兄弟的两个书屋。常州学子对杨时十分崇尚,凡杨时去讲过学的地方,均以‘龟山’名之。直到清末民初,常州东南乡一带,还有多处‘龟山书屋’遗存。 

  杨时在常州东南乡讲学,讲得最远的地方,讲到无锡的东隅,也就是当年常州与苏州的交界处。在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上有十分重要地位的、地处无锡东隅的“东林书院”,最初就是杨时的讲学之处。这里原是先生课徒之地,因地处常州东乡,杨时取自己游庐山时所写《东林道上闲步》诗题为书院名,改称“东林书院”。杨时辞世,乡人改称“龟山书院”,又称“道南祠”。南宋时,建杨时祠堂在南侧,四时祭祀。 

  以后的四百多年间,书院因年久失修而荒废。明万历三十二年(一六〇四年),常州知府欧阳东凤筹款,并指示无锡县令林宰筹款,士子顾宪成、高攀龙、顾允成等捐资,于旧址重建东林书院。一群士子书生在书院,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一度成为左右全国舆论的中心。一九六二年,中共元老董必武参观东林书院时,曾题诗一首:“东林讲学继龟山,高顾声名旧史传。景仰昔贤风节着,瞻楹履学阈弥坚。”明确指出了东林党与杨时之间的师承关系。 

  杨时对常州的学风、文风、士风的影响极大。 

  就像苏东坡将常州作为第二故乡并仙逝于此一样,杨时也将常州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为常州奠定了高扬的文化风骨和坚实的学术基础,并以常州为立足点,把学术的种子播向了浙、湘、赣、闽。 

  杨时在常州,提升了常州的文化品格,为常州自北宋起的文化发展制订了一种规范。杨时以为,从一己之修身,到治国平天下,都有规则可循,“而皆以诚意为主”(《宋元学案·龟山学案》)。因此,理学所倡导的“格物致知”中,所谓“格物”的重点,是‘反身而诚’,是在“诚意”。杨时强调,‘苟无诚意,虽有其道,不能行。《中庸》论天下国家有九经,而卒曰:“所以行之者一”,“者何?诚而已”。(《宋元学案·龟山学案》) 

  常州的文化,自季札开郡便以“诚信”立邦,经李栖筠、独孤及、王安石、苏东坡、杨万里诸人的陶冶,“诚”字一直在常州扎有坚实的根基。杨时在常州十八年,更是把“诚”字深深地渗进了常州的文化和思想,使之成为常州文化不可替代的灵魂。 

  常州的文化学术土壤和杨时的智慧相结合,使常州成为当时的中国学术要津,同时成为理学在江、浙、湘、赣、闽流传与兴起的津梁,为中国的思想史和学术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作者简介】

张戬炜:原常州市文广新局副局长

    常州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