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武进籍管氏五杰

——管绍宁、管干贞、管世铭、管凤龢、管亚强（张致祥）  

张尚金 

常州市武进区礼嘉镇华渡大宗祠管氏族谱续修工作，从2015年8月28日启动，聘请孙瑞和（常州市姓氏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为特邀主编，苏慎（常州姓氏文化研究会会长）和包立本（常州市名人研究会主席）为顾问，经全体编纂者二年多的辛勤笔耕，终于在2017年10月28日正式发谱，笔者有幸提前拜读该谱，感到谱中所列重要人物的内容，补充了已经正式出版的方志及辞书所缺的珍贵资料。笔者认为华渡管氏一族，确实是名人辈出的望族，其中管绍宁、管干贞、管世铭、管凤龢、管亚强五人，可称为武进籍（今属常州市区）五杰。他们的事迹为唱响“爱常州”主旋律，汇聚“爱敬诚善”正能量，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生动的教材。我将此文作为武进图书馆举办的阳湖大讲堂·地方文献系列第21讲内容，现对五位杰出人物分别介绍如下：

明末探花忠良臣  抗清义士传美名

　　　　　　　　　—— 管绍宁

  管绍宁（1583.12.29—1645.08.20）明末清初常州府武进县政平华渡桥人。生于明万历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字谧如、幼承、号诚斋，华渡管氏19世孙。崇祯元年（1628）戊辰科刘若宰榜进士（探花）。时主持殿试的崇祯帝年方17岁，在审阅管绍宁试卷时，发现对策文中有一“诚”字，缺一弯勾和一点，便信手提笔帮其补上。在场的主考大臣们误以为皇帝已心有所属，竟心照不宣地一致将管绍宁定为一甲第三名（探花）。而崇祯帝御笔

为他补足“诚”字也成为美谈。为感谢圣恩，从此自号“诚斋”，并号其堂为“赐诚”。授翰林院编修，充经筵日讲官，升右春坊南京国子监司业，掌祭酒，以少詹事府少詹掌南京翰林院事。南明弘光帝时，任礼部右侍郎行尚书事。清顺治二年（1645）清军占领常州，他坚持气节，宁死不愿剃发。常州知府宗灏将管绍宁抓到府衙，亮出“剃发令”，他干脆拒绝，宗灏将他打入死牢。在狱中，他平静地说：“国家已亡，当臣子的本应赴死”。他不愿连累家人，人狱不久便于顺治二年闰六月二十九日自尽身亡。临死前犹慷慨说：“从今而后获死所矣。”宗灏眼见快速执行“剃发令”的计划落空，就作出在武进县城（常州府署所在地）居民面前以违抗“剃发令”为由，公开将管绍宁全家灭门残忍的决定，威逼常州府民众乖乖从命。当晚清军就将白云溪的管绍宁家团团围住，然后逐个点名一一投入监狱。对可能散逃在外躲避的管绍宁后人也到处追捕，闰六月十六日清晨（时间要考证），管绍宁的妻子和三个儿子（崇祯十五年举人管铉、贡生管键、府学生管鐩）、儿媳妇、孙辈、曾孙辈，甚至婴儿，押往城中心甘棠桥畔的鼓楼（位今常州市钟楼区北大街南段）。清军强行驱使百姓围观，并当众逐一腰斩处死。在众多殉难者中，有位管绍宁的忠实仆人崔三，崔三与管家毫无血缘关系，当清军让他一条生路时，他却自愿与主人同赴国难。据数十年后才逐渐揭开，全然古装经典戏剧《赵氏孤儿》故事的活翻版。《赵氏孤儿》的故事经过数千年的流传改编，真实与否，史学家至今仍有争议。而管绍宁唯一血脉最小的孙儿管滋琪的死里逃生，则是清初那场浩劫的真实写照，反映武进士民为忠义而献身的精神。管滋琪自小由仆人童明高的妻子乳养长大。事发前，他躲逃到奶妈家。清军随即追到童明高家，逼童家交出管绍宁的孙子。童明高忍痛将亲生儿子冒名顶替交给清军。而正是他的善行壮举，为一门忠义善良的管家救下一脉碧血流传至今。此外另有一说，管绍宁及全家被集体腰斩于武进县城东郊的季子庙前。此外管绍宁的从弟管绍恂，以武举人授锦衣卫镇抚，后告归回乡，也被捕自尽于狱中。还有文载，管滋琪并非管氏唯一幸存者。管绍宁有一曾孙，因幼由外祖父、明末状元杨廷鉴养育，家难时冒名杨姓。后怕在武进被识破，随舅父杨大鲲于贵州贵西兵备道任上，得免一死。据传而今管绍宁后代，在切西瓜时，提刀一律从瓜藤部位向下，最忌拦腰一刀，就因祖先曾遭集体腰斩，以表不忘清初那幕悲剧。据地方志书记载，受管绍宁“在朝能尽臣节，在野能不辱国”忠义精神的影响，武进地区有一千余名义士不惜以生命抵制“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野蛮残暴的“剃发令”，在清军的屠刀下，集体谱写一曲“留取丹心照汗清”的壮歌，他们被后人视为都是铮铮铁汉的民族英雄。十多天后的农历七月初，常州府所属的江阴县六万多义军，共同抵制“剃发令”，死守县城。在24万清军的围攻下，喋海孤城81天，使清军连折三王十八将，死伤7500余人，城破时无一降者。此外反抗“剃发令”的起义先后在松江、昆山、苏州、嘉兴、绍兴等地爆发，反抗清军暴行最为惨烈的嘉定县遭到清军三番屠杀，史称“嘉定三屠”，而策划屠杀管绍宁全家的元凶——宗灏，当年末就因内讧，被清军将领尚可喜斩于武进县城西门，并陈尸通衢之道，落得遗臭万年的下场。幼孙管滋琪长大后中秀才，此后便家居，政治上拒绝于清政府合作，喜绘画，康熙初年病逝于家中，年仅32岁。管绍宁遗著有《赐诚堂文集》16卷。故居位于常州市区白云溪上，称“探花第”。青果巷205号大门西侧有其所作《重修常州府医学碑记》（刻石）。墓葬武进县安定西乡（马杭乡）（今属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

  载入清史名进士  书画诗文皆精粹

　　　　　　　　　　—— 管干贞

  管干贞（1734.12.16—1798.06.09）清代官员，书画家、诗文家。常州府阳湖县政平（今常州市武进区礼嘉镇）华渡桥人，生于清雍正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原名翰，又名干珍，字阳复，旸复，号松崖。华渡管氏24世孙。乾隆三十一年（1766）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历任陕西道监察御史兼国史馆总纂官、贵州道监察御史、京畿道御史、光禄氏卿、内阁学士、工部侍郎。乾隆五十四年起任漕运总督，整治漕运吏治，兴利除弊，治理骆马湖得乾隆嘉奖，编纂《漕运全书》。嘉庆初因抗户部议“江浙新米全运京仓”旨而革职。庆嘉三年四月廿五日卒于京城。葬阳湖县新塘乡（今常州市武进区雪堰镇）陈墓山。他能诗善画，花鸟画得恽南田真髓，擅长设色牡丹。诗词另具一格，清风扑面。尤精于经学、小学、史学。著作颇丰，有《读易一隅》20卷、《书经一隅》2卷、《诵诗一隅》4卷、《问礼一隅》6卷、《规左一隅》3卷、《说文辨异》3卷、《玉书》3卷、《职方志》6卷、《松崖诗钞》32卷、《延陵志余》6卷，另有《明史志》《国史分编》《五云草》《旧雨集》等十多种。故居位于常州市天宁区前北岸，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故居一部分现为常州方志馆。

  毗陵文坛戏称“神” 进士及第入清史

　　　　　　　　　—— 管世铭

  管世铭（1738.04.10—1798.12.18）清代官员、诗文家。常州府阳湖县政平（今常州市武进区礼嘉镇）华渡桥人。生于清乾隆三年二月廿二日。字缄若，小字兴隆，号韫山，人称韫山先生，华渡桥管氏25世孙，管学洛父。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授户部主事，累迁郎中，任军机章京。历官户部云南司员外郎、山东司郎中、浙江道监察御史。嘉庆三年（1798）转掌广西道监察御史，当年十一月十二日卒于任内。墓葬新塘乡（今常州市武进区雪堰镇）陈墓山。精通律令，为官正直，颇有显声。长于古文，深于经术，工制举业，从游之士甚众。尤以能诗著名，自认造诣不在袁枚之下。时人评其“诗如其人，朗健深厚，有上下古今之说，大都出入杜、韩、苏三家”。与周景益、赵?中、沈霖并称为毗陵文坛的“神、仙、鬼、怪”。著有《诗说》1卷、《韫三堂读书偶得》1卷、《读雪山房诗选》30卷、《宋人七言绝句诗选》4卷、《鸣和合籁》1卷、《韫山堂文集》8卷、《韫山堂诗集》16卷、《韫山堂文录》1卷等。故居位于常州市天宁区前北岸。

  清末民国实干家  地方名志编纂者

　　　　　　　　　　—— 管凤龢

  管凤龢（1868.03.06-1938.12.05），清末官员，民国实业家，字洛笙，为管氏28世孙。常州府阳湖县政平乡（今常州市武进区礼嘉镇）华渡桥人。生于清同治七年二月十三日。光绪二十年（1894），任营口道善联幕僚，日军入侵，紧逼营口，形势危急，他坚持职守，得到善联尝识。二十八年到直隶任知县，办事干练有卓见，后至袁世凯军政司中任文案。翌年清政府下诏改革军制，命袁世凯编练新军，聘日本军事专家当教官，他负责记述授课内容，整理出版，风行全国。调任北洋行营及警察厅发审官，主持华阳诉讼事宜。三十一年到边疆军事要地奉天海城任知县。他据理交涉，使日俄驻军撤退，妥善接管政务。创办警察所、师范学堂、商会、地方银行、卫生医院、戒烟局、劝学所、图书馆、森林公园、农业试验场等和300余所学校，编纂《海城县志》。为改革吏治，亲自接受群众呈词，及时处理，平反许多冤狱。亲自编辑《海城旬报》，为推行新政而宣传。在海城任职三年，政绩卓著，晋升奉天府知府。三十四年任新民府知府，在任二年，推行新政100余项，主持编纂《新民府志》。宣统二年（1910），任奉天高等审判厅推丞，曾去日本考察司法，著述《四十日万八千里游记》。东北发生鼠疫，主持防疫事务，采取有效措施，防止鼠疫蔓延。事后，晋升为道员加二品官衔，翌年任劝业道官职。因蒲河连年泛滥，为此设立水利局，引水入运河，开辟沿海低洼荒地为水田，指导当地农民种稻，著《蒲河种稻概要》一书。辛亥革命后，任北洋造币局督办，主持天津造币厂，他考订古今中外币制沿革，写有专著。后任顺直河工，创办开源垦殖公司，任经理。开辟沿海荒地三万亩，种植棉花、水稻，使群众长远受益。1914年（民国3年）任直隶第一中学校长。1919年参与创办北戴河海滨公益会，编纂《北戴河志》。后还在天津西郊吴窑村修筑新农园，亦种“管园”，种植花卉、树木、蔬菜、果树，养蜂和鸡兔，研究技术，并创办《新农园》月刊。曾支持侄儿管亚强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管凤龢学识渊博，办事果断，每办一件事都写成专著，广为传播。勤于学习，操守廉洁。诗文书法造诣很深。尤对编纂地方志书作出贡献。

  作家军人革命家  百岁外事老部长

　　　　—— 管亚强（化名张致祥）

  1982年11月29日，当时笔者任中共武进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县委党史办公室和武进县志办公室主任，受县委、县政府的委托，我和毛文辉、金振之一起，到北京中联部办公地，约请出生于武进横林      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冯铉为新编《武进县志》题词。在和冯铉交谈时，他告诉我们中联部还有一位常州老乡，他特地把中联部副部长、国家对外交委副主任张致祥请来和我们见面。张致祥也很健谈，他说自己是常州城里前北岸人。我们开始比较拘束，由于冯铉、张致祥两位副部长平易近人，见到了乡亲十分喜悦，因此我们随便了……我们邀请两位老部长回家乡看看，冯铉和张致祥俩人都欣然同意，一再表示祝愿常州、武进更加飞跃前进！最后他俩和我们一一握手，送出门外，并嘱秘书送我们到大门口。直到2016年10月20日，为修华渡桥管氏家谱，管氏31世孙管建良到北京寻亲，才找到了95岁的张致祥夫人伊之，才弄清张致祥即管亚强（生于清宣统元年九月初六日，1909年10月19日，卒于2009年12月18日），伊之送给管建良三本书：《百岁留念》《鳞片集》《纪念集》，终于让管亚强归宗认祖，弄清张致祥就是管亚强，为管氏29世孙。笔者现将《百岁留念》中张致祥的自述内容整理摘录如下：

1909—1939

  我出生于江苏常州武进，父亲管葆元，号管任伯，是民国初年财政部佥事，早逝。母陶龙文，有旧书底，为求生计，常东奔西走，很少管我。我多靠亲属，特别是三姨婆陶吟文（参加创办正则艺术专科学校，教授）照看。我对幼年的记忆就是整天在街上和野孩子玩耍，我也成了一个野孩子。九岁，考入武进东吴小学三年级。六年小学，我跳级只上了三年。继之，入武进初中二年级，三年初中，我只上了两年。初中毕业后，移居天津伯父管洛声（民族资产阶级）家居住，与伯父家的管家、养蜜蜂的人、勤杂人员同住。学到了一些养蜂的知识，并培养了劳动能力，足以自立。但周围的人，品类复杂，我也看了一些坏书。十五岁考入南开高中理科，学习用功努力，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思想，幻想出国留学，获博士学位，显亲扬名，光宗耀祖。我的化学成绩很好，化学老师很喜欢我，但我执意不做化学试验，激怒了老师。他说：“你不做试验，期考不给你及格，叫你留级”。结果真的给了我59分，迫使我留级，我不得不到图书馆看书，准备投考南开文科。我阅读能力很强，记忆力很好，完成了必修课程，转到了高中文科。在图书馆期间，我翻阅了介绍俄国革命的书籍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使我惊喜与敬仰。在课堂上，又听了范文澜老师的授课，日益接近他，范老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正在发展党团组织，这样，1926年初，在范文澜老师的家里，他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因为只有十七岁不够入党年龄）。从此，我走上了革命道路，开始了人生观、世界观的转变。由于我热情高并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27年初被选为共青团支部书记，在校内担任学生自治会主席、高三课代表。1927年5月，我受党的委派，代表天津学联，与另一位代表何会之（国民党员、北洋大学学生）参加了在武汉举行的全国第四届学生代表大会，我作为大会的副秘书长，编印大会简报。在担任自治会主席期间，曾代表同学向学校提出：一、学生代表参加校务会。二、反对读死书，死读书（为了让学生有时间参加革命活动）。校方已经基本同意。后因蒋介石叛变革命，发生济南惨案，北伐受阻，校方食言自肥，不承认自治会提出的要求，从而酿成学潮。校长在主持大会时有人喊：“谁再敢反抗，就揍谁。”我当即挺身而出上台反驳，当时会场乱成一片。此次学潮，我等（包括团支部委员安立元，姜世榛）二十余人被停止学籍，叫家长领走。我伯父是开明人士，他从南开中学领回了我，认为我做得对，并加以鼓励。不久，伯父请来《大公报》的主编，问他是否可以叫我到《大公报》工作，主编说：“《益世报》已刊登了管亚强是赤色分子，我们怎么敢接收？”从小学至此，我的名字是管亚强。只差几个月就高三毕业了，此时我失学了。我追随范文澜老师到了北平，更名管彤。担任北平共青团宣传委员兼互济会的工作（为地下党遇难同志募捐）。为求生计，曾间断地在山东惠民女中教书，我那时18岁，比学生还小，学生叫我“小弟弟老师”。

  1929年，我考入中国大学国学系，插班上三年级，1931年毕业。在校期间，为提倡新文学，反对钻进故纸堆，我带头不听课，使系主任吴承仕（章太炎大弟子，经学大师、教授）好不容易请来的知名教授不能授课，令吴先生很为难，对我的行为很不理解。1930年，在“中大”三年级期满，考进了清华大学国文系四年级。但因中国大学没有在国民政府正式立案，我报考用的是其他学校的假证书，校方发现后取消了我的入学资格，并指责了我。待中国大学正式立案的1931年我已经从“中大”毕业。此时，得知清华大学研究院1931年招收一名国学系研究生，我为了赌这口气，又去报考研究生，这次被正式录取。我和刚入校的数学系研究生陈省身两人住在同一间宿舍。当时，我参加救亡活动很多，加上为谋生计，还要教书吃饭，清华大学研究院虽然把我登记在册，实际上我并未读书。而陈省身已成为世界著名的数学家。我曾两次拜访他。陈省身2000年定居天津，在天津南开大学创办陈省身数学研究所，让中国成为数学大国、数学强国，是陈省身最大的心愿。此时，我爱国救亡活动的阵地仍然以中大为主，齐燕铭（吴承仕老师的得意门生）和我虽已先后在“中大”毕业，但我们都没有离开吴承仕老师。我除在女二中、大同任教外，还在中大代课、任教。吴承仕教授有强烈的爱国心，做了许多为国为民的好事，面对日寇侵华的步步深入和国民党反共，他忧心忡忡，努力探索中国的前途。经过我最要好的学兄齐燕铭的介绍，吴先生读了马列主义书籍，心扉开启，找到了人生道路。由此，老师也谅解了我过去为修改课程年轻幼稚的举动。

  从1933年夏末起，老师、燕铭和我一起谈论国事，每星期有两三个晚上谈到夜里一两点。此时燕铭已在“中大”任教。每年招考新生，老师约我们共同出题和判卷，以此吸收进步学生入学。一二·九运动后，清华作为学生运动的中心遭到镇压，“中大”为支持学生爱国活动，必须驱逐勾结警宪镇压学生救亡运动的总务长祁大鹏（反动校长王正廷的代理人），称为“驱祁倒王”斗争。北平市委书记黄敬还专为此事与吴承仕老师商谈，在王正廷出国之际趁机安排。老师挑起重担，叫我和他住在一起，商量步骤和策略并让我和“中大”学生会沟通情况。很快老师带我去找何其巩先生，请他出任校长，何许诺国难当头，保护学生救亡运动。在一二九运动失利后，“中大”开展了一二、一六下乡下厂深入民间进行救亡宣传，使“中大”成为学生爱国活动的中心之一。吴承仕老师并出资筹办《文史》《时代文化》《盍旦》等爱国救亡刊物，约我投稿并为《盍旦》主编之一。我的文章和杂文（署名：管舒予、舒予）有：《悼鲁迅》《优秀民族》《唯痛》《苍蝇》《雨中话梦》《人与非人的界限》等。

  1936年初，北平党组织吸纳吴承仕为特别党员，还有孙席珍、曹靖华、齐燕铭和我等编成一个特别党小组，组织指定我是组长。从此，吴承仕除与我师生关系外，又加上了亲密的同志关系。特别党小组，主要是做文教界的工作，老师积极筹办作家协会，有90余名文教界知名人士参加，特别党小组的成员都在该会的执委之中。发表成立宣言，北京文化界致国民政府电等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平津沦陷，党立即指示我们离开北平。我和吴承仕老师同车赴津。给我的任务是：主办报刊；还要担负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的有关工作。办报刊，最初隐藏在白俄公寓里，后搬到小白楼裁缝店，报名《新闻报》。后改为《时代周刊》成为自卫委员会的机关报刊。设联络点，一个是天津维利亚花园，一个是申春阳茶馆，收集稿件和发行。为扩大影响，尽量发动上层进步人士投稿。该刊从抗战开始维持到1938年9月。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是在中共河北省委领导下，为争取国民党上层人士抗日的统一战线组织。吴承仕老师也参加了成立筹备会议。该会负责人先是李楚离、王仲华，继是姚依林、朱其文。当时首要的任务是参与组织冀东暴动。协助筹集武器、通讯、医疗器材、药品以及军饷。为行动方便，组织决定李楚离、王仲华和我加入红帮。1938年6月派我到武汉去搞军饷，并向叶剑英汇报华北组织抗日武装的情况并见了郭沫若、张申府等人。经过多方交涉，并由刘清扬陪我到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二厅要求拨军饷，他们推托鹿钟麟负责华北事务，要我去找他。我只好按原路经广州到香港坐船回天津。回津不久，组织叫我再去冀中找鹿钟麟要军饷。利用红帮关系，给了我一张伪军警督查处督察员的假证件，才顺利通过敌哨卡，但却被我当地驻军软禁。我认识李公侠（中共党员），他原是当地公安局长，经联系，才释放我。我想去见黄敬，也不顺利。途中巧遇大学同学熊大缜，他是当地供给部长，才带我去见黄敬。吕正操也接见了我。我向他们转达了党组织的意见。吕正操派了半个骑兵班把我们（为见鹿钟麟，与我同行还有路秀三教授、西北军的张述孔、赵伯韬）送到鹿钟麟处。鹿借敌人即要扫荡，他要转移为由，将要军饷事一推了之。此行，组织交我的另一个任务是：视察并慰问魏大光支队。魏大光向我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我答应他，可以作为介绍人，待回津汇报组织决定。魏大光原是土匪，党要李公侠去争取他抗日，他积极响应，抗日自卫委员会任命魏大光为支队司令，组织批准他入党后，他成为该支队司令兼政委。反法西斯战争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时，中央电视台《永远的丰碑》播送他英勇善战，在战斗中光荣牺牲的事迹。在天津，刘建章等组织的抗日游击队，也是由自卫委员会加委的。我还为刘建章十几个人的游击队仿造了通行证。在天津，我曾利用我伯父管洛声的利亚书局帮助一批进步青年到根据地去，也曾利用这个书局作为地下活动和接头地点。1939年4月该会工作宣告结束，组织通知我去平西抗日根据地。行前，我去见吴承仕老师，就要和老师天各一方，不知何时能重逢？良久相对无语，祝福相勉，但难舍难离之情痛在心中。

1938—1949

  1939年夏我进入平西，更名张致祥。组织让我和金肇野创办《挺进报》。该报于1939年9月1日创刊，是冀热察区党委机关报。开始油印，不久为石印，四开，三日刊。我任社长。该报可发至北平城。平西离北平南苑机场近，日寇飞机经常来骚扰轰炸，这带房屋损失严重。善于躲飞机，保护军民安全并尽可能不间断工作成为平西的一大特点。又39年发大水，百姓缺粮，为减轻人民负担，我们报社同志吃了一年的棒子碴粥，没有人喊苦。1940年我到平西还不到一年，得知老师逝世的噩耗，消息传到延安，党中央组织各界开了追悼会。毛泽东的挽文说：“老成凋谢”，周恩来的悼词：“孤悬敌区，舍身成仁，不愧青年训导；重整国学，努力启蒙，造资后学楷模。”党组织和我们曾多次考虑送老师去延安，终因他年长多病，未能如愿，成为一件终身憾事！

  1940年5月调我到平北任专员。在冀热察挺进军司令肖克的《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坚决第三次开辟平北。平北，在北平、张家口、承德之间，与平西、冀东、冀中十分区形成对北平的包围之势，战略地位重要。也是伪满、伪蒙疆、伪华北敌伪的结合部，斗争复杂。这块根据地的中心是延庆南北山区，腹地在北山，山高林密，地瘠民贫，人烟稀少。我去前，平北地委和部队已进入。我只身带着马夫和马匹，好几天看不见部队找不到地委，都是流动的，又没有通讯联络。后来找到一位合适的老乡，他愿意替我去找。但让我替他放羊。我首先成为“羊倌专员”。两天后找到部队的指导员，他告诉我，他的连队就要转移作战，叫我帮他们做件事：他们刚缴获敌人的一批大烟土，要我给熬成烟奶，用以维持部队生活。并告我不要动地方，找到上级领导来接我。我记得帮他们熬了一整夜。几天后，与地委接上关系，到各地了解情况，参加研究开展工作的方案，开辟粮秣来源渠道等基础工作。不到一年，因平西《挺进报》社长调离，仍叫我回平西办《挺进报》。1942年初，再次回到平北，任平北地委宣传部长、兼平北《挺进报》社社长（平西《挺进报》迁至平北，只能油印出版）。此阶段，平北已有规模建制，工作逐渐展开，群众的抗日积极性高涨，顽强的斗志，令敌胆寒，敌人增兵扫荡频繁，根据地缩小，地委、报社虽在腹地，也都四面临敌，十天八天就得转移，1942年一年，报社整年是在游击中办报，夜间几乎没有脱过鞋，哨声一响，五分钟之内紧急集合转移。遇敌人分多路进入大海坨山，我们只能出山挺进延庆川深入敌人心脏，报社成为宣传队，向老乡宣传国际国内及边区形势，以安定敌占区人民情绪，树立抗战胜利信心。1942年底，我调晋察冀边区，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邓拓是社长总编）。晋察冀日报是中共晋察冀分局机关报。是敌后根据地办报最早、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铅印党报。十年半零三天出报2854期，出书达几百万册，还出版了邓拓主编的第一部《毛泽东选集》。集报社、出版社、新闻社、书局于一身。它忠诚的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它，以热血记录了晋察冀模范抗日根据地的英雄军民；它，以勇气加智慧创办了游击办铅印报的路；它，近千篇社论，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具有及时性指导性，不愧是舆论导向的旗帜；它，善于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知名人士、作家共同办报，有千余名出入报社，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所有这一切，邓拓功不可没，众望所归。我赞赏邓拓提出的一个口号：“只要有24小时的间隙，就要出一期铅印报。”不管反扫荡时间多长，环境怎样残酷，行军转移多么劳累。我赶上1943年秋后的反扫荡，敌人调集各区敌伪力量9万人，分九路集中到边区，进行空前血腥的最后一搏，是敌人最后挣扎的三个月。报社工作队在转移途中与敌遭遇，牺牲了三位同志，掩埋了遇难同志的尸体，立即转移，顽强出报。我作为工作队指挥部一员，目睹并参加了这支一手拿笔，一手拿枪的新闻战斗队的勇敢坚强。从1942年底到1944年秋，我在该报工作不到两年，这两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的两年，其中抗日战争，是黎明前黑暗的转折时期，到1944年，敌人已是惊弓之鸟，如冀中区，一昼夜的政治攻势，争取了500余名伪军反正，平西在七月一日把抗日布告张贴在卢沟桥头，冀东，平北我军驰骋长城内外。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开展了庆功会，开始了人人动手的大生产、完善民主政治建设，进行整风、根据地不断扩大。1944年秋，我调到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部任副部长，（后为部长），除部队的宣教工作外，政治部下属有《子弟兵报》《抗敌剧社》《画报社》、电影队等单位，由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这些单位，学有专长的同志有多位，但绝大多数是热血青年，抗敌勇士。大家坚决贯彻党的文艺为工农兵、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针，到连队、进乡村、上火线、下战壕、进行采访、创作、演唱，鼓舞了部队的斗志，树立了百姓战胜敌人的信心，活跃了边区文化生活，体现了文艺是为时代服务又推动时代前进的不可或缺的战斗武器。在工农兵群众的哺育下、经过长期战火磨炼，培养了各有特长的文化队伍，也涌现出剧作、音乐、歌舞、表演、摄影、制片、诗词、绘画、舞台后勤、印刷等各路英雄。如沙飞、石少华、罗光达领导的画报社，于1942年5月24日成立，由汪洋领导的电影队1946年成立。从此晋察冀这个偏僻的山沟里飞出了一对光彩夺目的孔雀。1945年8月10日夜，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边区党委主即决定，李初黎和我为北平受降的正副代表。次日启程赴北平近郊。只有几天的功夫，在北平近郊的刘仁处得知：“蒋介石勾结敌伪，日本拒绝向我八路军投降。”我随即转道进入已解放的张家口，蒋介石和平谈判是假，准备内战是真，在晋察冀周围集结了40多万国民党军队，抢占我八路军用献血换来的大片土地。1945年9月，我军被迫进行了自卫反击战绥远战役，我军解救了大片土地上的人民。老百姓说：“八路军是‘菩萨军’。”我随军参加了这个战役。

  1946年8月至9月，我又随军参加了大同战役。1月，“停战令”生效后，国民党军队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不断向我解放区骚扰进犯。6月后，蒋介石彻底撕毁了停战协定，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于1946年8月进行了集宁大同自卫战役，在短时间内，我军扫清集宁、大同周围据点，歼灭大量敌伪军队，缴获大量军资，使得蒋介石惊慌失措，敌伪军厌战投诚。在战略上，我军根据当时的敌我实力对比，有预见的对大同围而不攻，大步撤退和有计划地准备撤离张家口以保存实力和后方机关的安全。在战役上，我们吸取了运动战、攻坚战的经验教训，锻炼了大批随军的干部、记者、文艺工作者。我在和战士、乡亲的接触中受益不小。

  鉴于形势和部队战士的需要，我以“奋若”笔名急忙写了一首歌词：《保卫人民胜利果实》，罗浪谱曲，在战士中曾一时广为传唱。

  1946年10月，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从张家口撤回冀西根据地。半年后，刘少奇、朱德率中央工委来到边区。1947年7月17日在西柏坡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政治部蔡主任叫我代他参加了这次为期一个多月的会议。会后，我立即到各部队和部队各单位去传达会议精神，传达土地法大纲。传达中，聂司令员叫我立即赶到清风店前线去，罗浪在前线发现罗立戎的军部中有个军乐队，经过聂司令员的同意，我们接收了这个军乐队。此时前线正在为攻打石家庄进行紧张的战备：指挥部的决策及分工；战士开献计献策的诸葛亮会；千军万马的民兵策应及后勤安排；罗立戎部队愿走者的疏散和愿留官兵的工作；攻城的政治口号；进城后的纪律制定等等。我们宣传工作及时地进行配合。从攻势开始，仅仅六天，就攻进了防守坚固，敌人声称“可守三年，没有坦克重炮休想攻下”的石家庄市。我随首批入城部队进城，主要是向市民宣传，写标语，并让部队封闭了有明显标志的妓院和赌场等。很快后方机关干部陆续进入该市，我们即撤出。1947年11月，发布了《关于军队贯彻整党、整军及执行土地改革任务的决定》。为了贯彻此决定，我们开展了以“三查”，“诉苦”为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我在继续传达土地会议精神的同时传达了该整军决定。在“三整”（整阶级、整思想、整作风）过程中，有的部队开始发生过“左”的偏向，但很快得到纠正。经过诉苦运动，广大战士清算地主剥削血泪账，控诉国民党军阀的罪行，提高了阶级觉悟。随之进行“三整”（整纪律、整作风、整制度），开展了军队的内部民主军事民主，建立士兵大会等民主制度，加强了尊干爱兵，官兵团结，军民团结，提高了部队政治素养和战斗力，开展了英勇杀敌的立功运动。解放后，我应约写了此次新式整风运动的文章。

  1948年12月上旬一天，我去平山李庄伊之处，看望患肺炎晚期即将夭折的儿子，老乡围着儿子哭成一片。忽然接到聂帅处打来的电话，叫我立即回司令部见聂帅。军令如山，我立即脱下我的军罩衣给儿子盖上，祈福他起死回生，推上自行车赶路。上一个山坡时，突然发现车带没气了，我扛着车子，上下坡走了几里路到了司令部，才知是叫我跟随聂帅等立即出发，解放平津。12月21日，我们到达蓟县孟家楼平津前线指挥部与林彪会师，开始了紧张的北平和平解放的事宜和天津战役。我先于指挥部进入北平。我的具体任务是接收敌产，因为总务部没有来人，首先是为华北军区号房子，“总政”也没有来人，我没有本位主义，把好的房子留给了“总政”，但我不懂得地契，房证，不知以后是否会有纠葛。还把德国医院建议改名为北京医院等。

  1949年2月3日，举行人民解放军入城仪式，我陪同聂帅等领导同志，登上前门箭楼，上午10时，威武雄姿的人民解放军和百万欢天喜地的北平市民欢聚在一起，这一激动人心的场面，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1949—1965

  1949年6月，中国文联召开了第一次文代会。我作为部队代表团团长参加了大会。大会安排了一次周总理晚间接见各代表团团长。周总理临时有急事，让我们等了几个小时，总理匆忙赶来，说：“实在对不起，叫你们久等了。”我立即说：“总理，不晚，天还没亮呢！”总理盯住我笑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日后，总理多次找过我，或有问题询问，或作指示，例如问我是否发给梅兰芳、程砚秋一笔酬金？关于中苏文化协定与在中苏关系非常时期的处理；国庆及平时重要来访外国团体的晚会节目安排及对有些剧目的意见等。

  1949年10月1日开国盛典的布置工作，是周恩来同志于该年9月2日确定在天安门举行此盛典，把任务交给了我（时任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时间紧，政治责任重。二十多个日日夜夜，我高度紧张地奔忙着。近些年来，多家媒体采访过我，进行很多报道。实际上，我仅仅是具体组织的牵头人，服务者。上有周总理等领导的决策，身边有许许多多的实际工作者。此次盛典布置工作，真正的功劳是各方面的专家和劳动者。我接到任务后立即找来战友文工团舞台美术的负责人苏凡，他带领美术工作者，其中主要是两位日籍美术家小野和森茂（他两人长期在华北军区战友文工团的前身抗敌剧社搞舞台美术设计，是反对日本法西斯和我们一起战斗的战友）。经他两人设计的八盏特大红宫灯（每盏重80多公斤）、八面大红旗、毛主席像（高六米、宽四米六）、两条大标语（每个字高两米。宽两米二）。这个设计经周总理批准后，主要是制作大红灯成了难题，是苏凡同志在故宫档案中，终于找到一位当时已70多岁的老艺人，他勇于承担，带了几位徒弟紧急备料备工具，在城楼上吃住了整整三天三夜，将从来没有做过的这么大的红宫灯完成，小野和森茂又绘制了云头和黄金流苏，经调来的十几位解放军战士把深重的宫灯挂起来，小野和森茂又设法将其牢固锁定住。天安门城楼两侧的标语牌由设计组设计后，字是钟灵书写的。巨幅毛主席画像，是由中央美术学院周令钊等同志绘制完成的，他们在天安门城楼东侧搭起高架，把画布架起来，由周教授按着毛主席同意的肖像，拿起神来之笔，整整画了十天。经周总理审阅，认为画得好，只是便衣的风纪扣最好扣上，周教授等连夜修改完成。关于盛典的升旗，要归功于电工师傅，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按电钮，按照国歌的节拍，使国旗升至顶端。这项试验是在国旗还没定稿时，用红绸子做试验的，经过多次夜间试验而成功的。天安门前的杂草清理工作，道路整修工作外，按筹委会的决定搭了东西两座用杉篙、木板搭起的临时观礼台，调集众多部队同志，在台上蹦蹦跳跳作试验，以保证临时观礼台的安全可靠。庆典前，罗浪同志带领军乐队，在选庆典演奏曲目，经中央批准后，他们排练时，我们约定，在庆典时，荣高棠和我在天安门西北角上担任正副口号（喊口号），当毛主席登上天安门时，我用红绸子一抖，罗浪看到我这信号即开始奏东方红歌曲。

  1950年我任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仍然主管宣传，工作重点是提高部队从干部到战士的文化水平，大力推广速成识字法等等，以适应新形势。主任是朱良才（当时养病休息），张南生副主任不久去朝鲜前线，工作非常繁重，凡大事，多由副参谋长兼干部部长王平、参谋长唐延杰、后勤部长周文龙和我共同商量确定。他们三人都是老红军，只有我一个知识分子，唐延杰嘱咐我要多下连队，接触实际。52年，“三、五反”运动中，我提出“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似乎是管钱物的都要审查，但掌舵的王平，和周文龙都发现我的苗头不对，及时提醒了我，是他们的老练纠正了我“左”的幼稚病，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既坚持原则又务实稳重。在相处的日子里，我们团结协作，互相帮助。但意想不到的是有人在暗暗整我们，以致有文革之厄。“文革”后，我们四人相见时为此一笑了之。遗憾的是听说为了整我们也曾连累和中伤了其他的好同志。

  1954年秋我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成立后，我于1958年2月调任文委副主任，是年3月中央批准为党组书记。1955年5月，我和赵沨为正副团长率中国艺术团88人赴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英国、意大利、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九国访问。其中有的是首次出访，大多尚未建交。在上述国家的31个城市，演出129场，历时7个月。有时返场谢幕达十几次，由于中国艺术家的精湛艺术表演，轰动了欧洲，发挥了文化使者的作用。各国大报纷纷登载消息，如法国的《法兰西文学》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事件，这是北京和巴黎之间的第一次活生生的联系，受到热烈的欢呼和赞美。”“艺术团演出后，法中友好协会和英中友好协会增加了不少新会员。”各国政要和艺术家观看了演出。世界著名喜剧家卓别林说：“我20年前，看过中国古典戏剧，但不像今天这样完整，美妙动人。今天看到的，才是新中国的艺术。”

  1960年12月至1961年2月，我在对外文委时率文化艺术代表团随周总理、陈毅副总理访问缅甸。随访的还有军事、体育等代表团近500人，阵容庞大。文艺代表团246人都是知名演员，各行精英，多场演出都收到很好的效果，唯独雪藏了20人的“东方歌舞班”（除了缅甸舞外），还没有出场。因为行前，我专访了东方班张均，问她除了缅甸歌舞外，还会哪些国家的？她们回答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我叮嘱他们把所有能演出的歌舞服装和音乐都带上。最后周总理举办的答谢告别宴会，邀请了各国驻缅使节。张均等同志在过去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克服困难，勤奋自学，使他们在这次宴会上竞表演了14个国家的歌舞。每当表演一个国家的歌舞后，该国大使便举杯走向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碰杯致谢。友好、欢乐、掌声响彻大厅。周总理送走客人，异常兴奋，立即向“东方歌舞班”的同志们祝贺，认为这场演出政治影响非常好，别的国家没有做到的事，我们中国人做到了。他说，我们和各国友好，学习人家的歌舞艺术就是友好的表现形式。总理在飞机上和我说东方歌舞班要扩大，这成为“东方歌舞团”很快组建的起因。

  我在文化部工作三年，主管出版，但文化方面的接待外宾，出访也较多，对外文委是国家对外文化的归口单位，担负文化、科教、卫生、艺术、新闻、出版、园林、体育、宗教等部门，各团体的外事活动，以及对外文化友好协会和驻外使节共同搞好文化工作等，任务繁重。在任职两个单位时，我除上述两次较大的出访活动和接待、签约、陪同接见外宾等外，还出访蒙古、瑞典、古巴、朝鲜、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等国。

  1961年8月17日—9月9日，应对外文委邀请，埃塞俄比亚外交副大臣贝尔哈努特塞玛为团长的埃文化代表团72人访华，刘少奇主席、周总理、习副总理等观看演出并接见，祝贺。对外文委为该团举行欢送酒会时，陈毅副总理出席祝酒。该团访问期间，于1961年9月5日，我和埃团长在北京签署了中埃会谈公报。在此期间，进行的反右、反右倾运动，如我有失误给同志造成了伤害，在此我诚挚地向他们道歉。

1964年搞“四清”运动，我首当其冲受到批判。过去我确犯过错误，对组织的批评和教育，我虚心接受并坚决改正。至于“里通外国”，纯属子虚乌有。在非常时期与苏联所签订的文化协议是按上级的精神执行的，根本不是什么“里通外国”！最近听说，在此次批判中，因我而累及了其他好同志，使他们受到精神的伤害，我很感内疚。

  1965年去山西省介休县南王里村参加“四清”。同组有多位是对外文委同志。在农村我们与老乡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感到和很高兴。上级叫我们写简报，报成绩，经过调查，遍访干部群众，我们“四清”工作组的答复是：没有发现“走资派”。我们和乡亲们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对我也是一次很好的学习锻炼的机会。我的体会是“既要尊上，更要尊实。”

1966—1977

  1966年7月才回到北京。久在消息闭塞的农村，可以说不知天下事了。刚回来，满街大字报，孩子们都回家不去上学了。伊之已经挨斗，（因为她在北京铁路局党委还分工管京铁工人报社成为三家村分销店黑经理），也顾不上和我谈什么。不几天，我也糊里糊涂地被关进了“牛棚”，不许回家。每天干铲煤拉煤等活儿，夜间和一个不认识的人住在一起，后来知道他是耳鼻喉科大夫，研究咽间发声法的林俊清，他多才多艺，也会下象棋，白天劳动，晚间和我两人下盲棋（没有棋盘棋子，两人用嘴说棋）“啊，小心，别着马脚呢！”哈哈一笑！时间久了，熟练了，我们俩很开心。以后白天劳动，还要写检查，有时有小的批斗会。我曾因发烧，住了医院，住在普通病房，和老百姓住在一起，互相帮助，聊天。

  1968年5月，突然从医院把我带走，从此进了“监狱”。单独牢房，没有提审，没人说话，不给笔纸，没有书报看，一天两次放风各几分钟，也是独来独往，吃饭叫号有人送，上厕所要叩门请示放行。初次尝到了与世隔绝的滋味。不过，我想我犯过的错误已经交待了，也改正了，内心坦荡，没什么可怕的。“顺境使人沉迷，逆境使人奋进”。一天，忽听远处有大喇叭声，说的是“拉练”，意思是说长途行军。我何尝不试试？在斗室之中，对角线最长，突然想起，我还没去过延安呐，何不在斗室中走个延安路？三步两米，除吃饭睡觉外，尽管只是走和原地跳，每天能行将百里，弄得满身大汗。我住南屋，窗户还有缝，我将被子褥子都扔了出去，光木板上铺个单子，一躺就着，一觉大天亮。这种健步走，已成为习惯，在狱中走，出狱以后，仍然走，一直坚持到97岁。成为长寿健康之道。现在有些懒了，没劲了。后来，狱中给我每天送《人民日报》，因为消息闭塞，看报很仔细，然而越看越糊涂，不知所云。于是干脆背各省的县名，以锻炼头脑，背了几百个，几年后家里送来了英文字典，便开始按字母顺序背英文单词，背了不熟悉、过去不认识的生字2000多个，一边走跳，一边背，有的记在烟盒纸上，（因为不给纸张）也蛮有风趣。有一天，我发现好长时间林彪没有上报了，估计可能出事了（也因为我对林彪有不快之感）。一次，看守卫兵进屋，我指着挂在墙上林彪的相片说：“你们怎么还不把他摘下来？”这位士兵看了我一眼，居然没有答复，我暗想猜对了，否则这罪过还了得！后来一点事儿没有，安然无恙，可见林彪确实倒台了。当然林彪出了什么事，我不可能知道。从此以后，伙食比过去是明显改善了，可以吃上饺子了，我把蒜生了蒜苗，家里送来的葡萄酿成葡萄酒，橘子皮做成蜂蜜橘皮酱。成为我出狱时送给伊之和孩子们的礼物。国家监狱还许探监，惟有“四人帮”时的这种“监狱”，不许家属探视。1973年以后，把我和家属集合在一个地方，许可见面，每次两小时。至1975年出狱共见面三次。（送东西是送到北京卫戍区转送，也是1973年之后的事）第一次见面相隔有五年之久，互不知人在哪里，更不知是死是活。孩子在家灾国难中患了重病，重到没敢告诉我。我和伊之如老朋友久不见面一样，有说有笑（只有小儿子抺了点泪），使坐在旁边一排坐的监视者也为之惊讶！

  1975年5月我被释放出狱。我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向伊之要钱补交七年的党费。不久，机关给我补发了七年的工资，扣除狱中七年的伙食费，还有一万多元，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立即又交2000元党费。以后我才知道女儿管小敏患重病红斑狼疮，是伊之卖东西给她治病的，还了一笔债，但我们都不后悔，因为党和“四人帮”是要严格地区分开的。当时机关给了几张收据，并未留意，过时三十三年，没料到在前几天收拾东西时无意发现了这几张收据，收获不小，一是能确切得知“入狱及出狱”的时间；（原以为是五年多因为从关“牛棚”就没回过家，实际上是整七年）二是得知了一位关押管理人员的名字只为知道而已）；三是在交党费的收据中，记“项明”这个名字，因为这位老大姐曾帮助挽救了我们的小儿子。我要求工作，“四人帮”时的组织部不给分配。我只好赋闲在家，看了不少马列主义书籍和英文小说，外出散步，骑自行车去看足球赛等。唐山地震后，我参与了设计和加盖房子的劳动，将走廊和车库改造成了两处住房，暂时解决了我们居住上的困难，因为“文革”期间只给留了两间房。除身患重病的女儿外，还有三四个（其中两个精神受挫）大儿大女先后从农村回家了。

1978.2—1991

  1978年2月，耿飚同志通知我到中联部任副部长（1983年以后为该部顾问，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这时，正值党的对外工作方针调整，中联部处于重大改革的转折时期。首先是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一是对强加给中联部的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案给予彻底平反；二是对康生“四人帮”以“文革划线”作为党际往来的标准，给党的对外工作造成的严重损失进行彻底清算。我到中联部时，中联部的工作已从极左路线中解放出来，为进一步恢复和开展对外党际关系打下了基础。开始两年，我以管机关内务为主，在此期间除接待外宾外，在1978年9月率中共党的工作者代表团访问了罗马尼亚。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战略性指导思想指引下，在对外交往中严格遵守：“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这四项原则来之不易，可以说是我党对外交往以及国际共运经验教训的历史总结。我从1980年3月，交待了机关内务，对外以主管拉美为主。1981年6月12日与10月，应中联部邀请，分别由墨共政治局委员林贡和波萨达斯率领的墨共代表团访华，我与两个代表团分别进行发展两党关系的工作会谈。1983年1月，我党中央领导人邓小平和胡耀邦与墨共中央领导人举行正式会谈，发展了两党关系。至此由康生“四人帮”所造成的与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的紧张关系逐步调整正常。1980年10月，我陪同中央领导人会见委内瑞拉基督教社会党总书记率领的代表团，这是我党调整对外方针政策后正式接待的拉丁美洲第一个民族主义民主政党（非共产主义左派政党）代表团。随后于1981年3月19日—4月18日，我率团访问了委内瑞拉、圭亚那、墨西哥，这是我党第一个应执政的民族主义民主政党的邀请踏上拉美的党的工作者代表团。受到正副总统和有关党的主要负责人、总书记等高规格的亲切款待；副总统亲自接机，并将总统的飞机和汽车让我们乘坐。他们又很务实，有时就在办公室或书房里接见会谈，向我们介绍各个方面的情况，并请我们下油田、进工厂、访农户、到学生中座谈，到基层党组织参观。以此为起点，掀起了“中国热”我党同拉丁美洲各类友好政党关系全面展开。1982年4月30日至5月25日，先后应非洲刚果劳动党、加蓬民主党、卢旺达全国发展革命运动的邀请，我以中联部顾问的名义率中共友好代表团访问了三个国家。刚果劳动党主席、总统萨苏；加蓬民主党总书记、总统邦戈：卢旺达全国发展革命运动领导人，总统哈比亚利马纳接见了我代表团。1983年6月26日—8月11日，为建立和增进南美洲务国有关党的友好关系，我率国际交流协会代表团访问了阿根廷、巴西、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巴拿马（尚未与我同建交）。1984年夏，委内瑞拉争取社会主义运动总书记庞佩约·马盖斯携夫人来华休假参观。1981年3月27日至31日和1981年9月，他和我曾两次互访交谈，已成为老朋友。这次领导安排我和伊之陪同他们夫妇，分别到安徽、江苏、上海、广州等地参观访问约20天。1988年3月，率团赴阿根廷参加“和平与裁军讨论会”，会中接见了多国朋友。会后顺访秘鲁。1988年我又率团访问了非洲的苏旦，并顺访毛理塔尼亚。前前后后近30年，我多次到拉美各国，加上接待拉美各国文化和各国各党人士，结识了不少朋友，拉美的形势越来越好，在拉美各国中压倒一切的呼声是要和平、要独立、要发展、反霸、反帝、反殖民主义。除地理位置外，可以说拉美三十几个国家基本上摆脱了作为美国“后园”的命运。他们认为中国不欺负人，不歧视别国，与别国友好相处，坦言相对，中国是道义的力量，是平衡世界的力量。中国已经从几千年的贫困与灾难中解脱出来，日益突飞猛进，他们对中国的对内方针、政策，也很赞尝。除拉美非洲外，此期间还出访过荷兰、丹麦、土耳其、日本、菲律宾等国家。我在中联部工作几年和离休后参加的一些聚会活动，深感中联部领导在贯彻邓小平提出的建立和发展新型党际关系的思想，江泽民提出的对外工作跨世纪的指导方针，胡锦涛对中联部的四点希望，中联部工作量成倍增加，工作创造性不断增强，调研工作不断深入，对外交往成效日益显著。

  1983—1987年，我被选为全国六届人大常委及该届外事委员会委员。1985年6月，全国人大访问苏联，我随张承先为团长的访苏代表团前往。并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契尔什科的葬礼。1986年4月7日——4月12日，我率中国人大代表团出席在墨西哥城举行的各国议会联盟第75届大会。1989年，我和原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王宗槐去看望聂帅（之前，我们曾约聂帅参加晋察冀军区同志的聚会，聂帅因身体不适给我和宗槐写了回信）。

1991—2008.7

  1991年我离休了，离休后的前两年还有些未处理完的外事活动，需要去办。1997年前还干点事情，写点东西。除此看看报，看电视新闻和体育节目。我们两口子都是体育迷，因为体育可使人振奋。几届奥运会的半个月赛事大多在夜间，或遇有中国运动队参与的夜间赛事，我们从不错过，有时竟能一两点甚至天明才入睡。我的养生之道是：“进与排；动与静；喜不狂，忧而达。”经过了十年浩劫，我们家的子女也遭遇了不幸，正像聂绀弩诗中所说：“方今世面多风雨，何止一家损罐瓶”。每家也许都有几本不好念的经，对此我们只能想得开，面对现实，克服困难就是了。如果比，还有比我们更困难的同志，何况世界上每天有多少天灾人祸发生！有多少苦难的人们在饱受煎熬！……比什么？心态与选择，是人生价值的一种反映，值得思考！我在“监狱”中开始的健步走，出狱后每天仍走1～3万步，一直坚持到96岁。现在确实该养养神了。只是我还没拄拐杖，没坐轮椅，可以知足了。多年来，我们也曾外出走走看看。一个多月来，汶川大地震，使我神凝，心憾、激动、奋进！我几乎天天流泪，灾难面前，使中华民族升华，使党更成熟，使中国人民团结奋进，使世界进一步了解了中国。我老了，是要养神，更要关注世界的走向，祖国的和平统一，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

  以下张致祥两条格言可作为处世做人，修心养生的座右铭：“只有利人，才能利已，损人最终损已，害人最终害已，人际关系如此，国际关系亦如此，国际贸易亦如此。”“到一定阶段你会彻悟：人的一生里，金钱、荣誉、名声、评价，其实都是过眼云烟，无足轻重，不算什么。委曲、失意、曲折、坎坷也会觉得算不了什么，反倒是一生的丰富经历、色彩！人的一生最应珍惜和在乎的只有理想信仰！”总上所述，管氏五杰不愧为践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典范人物。华渡管氏的五杰——管绍宁、管干贞、管世铭、管风龢、管亚强，是常州武进人民的骄傲！让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奋进！

  附：张致祥简介：张致祥（1909.10.19—2009.12.18），1909年10月生于江苏常州．曾用名有：管亚强，管彤，管舒予，张季樵。2009年12月18日在北京病逝。1926年，在天津南开中学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9年脱党．随即考入中国大学国学系三年级，1931年毕业，考进清华研究院，仅读书半年．1932年加入教委 （党的外围组织），在多所中学及中国大学任讲师，进行爱国救亡活动。1935年参加革命工作，1936年重新入党。曾任北平作家协会常委，北平和华北各界救国会执委。七七事变后，在天津任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常委。此期间多为办刊物。1939年，进入抗日根据地．任平西专署涞涿办事处主任，平西挺进报社社长；平北专员，平北地委常委，宣传部长兼平北挺进报社社长，1942年底，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1944年秋，任晋察冀军区，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1949年7月，为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54年秋为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1958年2月，任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1965年参加“四清”。1978 年2月，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顾问。20世纪50、60年代，曾为中古、中蒙、中苏等对外友好协会的副会长、会长、代秘书长．80年代为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曾任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外委会委员。

【作者简介】：

  张尚金：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市县指导处原处长、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兼职教授、《武进县志》总纂、常州市武进地方文献研究会会长。